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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9年9月2日，越南劳动党（后改为越南共产党）创始人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。这天恰巧是越南国庆节。之后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主政越南。
黄文欢早年即追随胡志明投身革命，1950年1月中越建交后任越南首任驻华大使，自1951年起先后任越南党中央委员、政治局委员、国会副主席兼秘书长，是越南中央领导层重要成员。胡志明逝世后，特别是1975年越南抗美斗争结束后，黎笋背离胡志明的路线，逐渐走向投靠苏联、全面反华的道路。黄文欢同黎笋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，因而被黎笋一伙视为眼中钉，不断遭到排挤和打击。1976年越南党召开四大，黎笋采取不正当手段使黄文欢落选，黄文欢不再是中央委员，只保留没有任何实权的国会副主席头衔。到1979年黎笋迫使越南党中央通过反华决议后，黄文欢感到自己留在国内已无法发挥作用，便决定离开越南前往中国。
就医途中脱身转道中国
1979年夏，黄文欢连续发烧，怀疑自己患了癌症。但医生会诊后说只是肺部有一黑斑，怀疑是肺结核，建议他到东德进一步检查治疗。黄文欢动身时，有一名秘书和一名医生随行。飞机中途在巴基斯坦卡拉奇休息，越南驻巴基斯坦使馆派一名一等秘书前来卡拉奇迎接和照顾黄文欢。黄文欢佯称有些疲劳，想在卡拉奇休息几天，等下一个航班再去东德；并说为了做好去东德的准备，可让他的秘书同大使馆一秘先走，只留下一名医生即可。就这样，大使馆一秘和黄文欢的秘书便乘当天的航班去了东德。
邓小平接见黄文欢资料图
当天晚上，黄文欢悄悄走出旅馆，来到了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，希望安排他尽快前往北京。双方商定第二天傍晚总领馆派车到旅店接黄文欢。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立即将情况报告北京，中方派中联部一位副部长前往卡拉奇迎接。就这样，黄文欢顺利到达北京。
被以“叛国”罪判处死刑
胡志明辞世后，黎笋主持召开劳动党政治局会议，决定为了使胡志明逝世日期不与国庆日重合，公布胡志明逝世日期为国庆日之后的9月3日。几天后，胡志明遗嘱在报上发表。黄文欢到北京后，先是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黎笋当局的错误路线，随后又揭露黎笋篡改胡志明遗嘱。
黄文欢谈到，胡志明逝世前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政治局委员，曾讨论应齐集到胡主席身边听取最后的遗言，但被黎笋以胡志明不清醒、说不清楚为由阻止。政治局委员们听取胡志明最后遗言的愿望未能实现，也从未听黎笋说过胡志明早已立下了书面遗嘱。但在胡志明逝世当天，黎笋突然拿出一份打字文件，说这就是事先准备好的胡志明遗嘱。几天后，这份遗嘱发表在报纸上。但黄文欢看到，这份遗嘱不是当天黎笋出示的那一份打字文件，而是另一个不同的铅印文件。黄文欢强烈怀疑原文已被黎笋阉割或篡改。
黄文欢谈到，胡志明遗嘱被篡改最主要的是关于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”相关内容。黄文欢认为，胡志明不可能有如下表态：“作为一生为革命服务的人，我越对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强大感到自豪，就越对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感到痛心！”黄文欢认为这种说法同胡志明一直以来的立场、观点完全不符。这是黎笋用自己的看法来篡改了胡志明的遗嘱，以实现自己心中盘算多年的反华主张。
与黄文欢的做法相对应的是，1979年8月，越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开除黄文欢党籍。1980年6月，越南国内采取缺席审判的办法，以“叛国”罪判处黄文欢死刑。
越共总书记没能接他回国
来北京后，黄文欢被诊断为患了肺癌。而后经过治疗，他的癌症彻底痊愈。在中国，黄文欢受到很高的礼遇。
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随着中越关系逐渐趋向缓和，越南当局虽没撤销对黄文欢的判决，但某些做法上已有所松动。如允许黄文欢的儿子到北京探视，还曾允许黄文欢的夫人来华小住。阮文灵任越共总书记后，曾对中国大使张德维说，他本想设法为黄文欢平反，然后将他接回越南，但得不到周围其他领导人的支持。1991年5月，黄文欢在北京病逝，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1989年，越共中央在胡志明逝世20周年时，宣布了胡志明的逝世时间是9月2日，还承认胡志明的遗嘱还有一份补充材料。补充材料是胡志明亲手所写。其中，胡志明嘱咐：“我请求把我的遗体烧掉，也就是进行火葬。”这显然与黎笋当初“不火化胡志明的遗体”做法不同。然而，真实的胡志明遗嘱全貌，至今仍不得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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