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蜗牛棋牌：探访华盛顿“智库街”：“一个显著变化是，中餐馆多了，中国人也多了”
[环球时报赴美国特派记者 邢晓婧]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发布的《2017全球智库指数报告》显示，全球7815家智库中，有1872家位于美国。美国智库的研究分析能力和政策影响力依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如果说聚集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397家智库组成了美国政府的“大脑”，那么素有“美国智库一条街”之称的马萨诸塞大道则可以被视为“大脑中枢”。这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美国政策走向乃至国际局势，外界将其视为华盛顿行政、立法及司法之外的“第四种权力”，又称之为“影子内阁”。
“大舞台”
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从入住酒店出发，步行四五百米，拐过杜邦环岛，便来到马萨诸塞大道。这是一条49米宽的交通要道，历史建筑鳞次栉比，不时引得游客驻足拍照。看似与普通街道没什么两样，但里面“藏龙卧虎”，能令全球国际问题研究者兴奋不已。
严格来说，“智库街”是马萨诸塞大道的一段。沿着大道朝东南方向走，标识上的名字个个如雷贯耳：1789号是美国企业研究所，1779号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（亚洲协会华盛顿中心也在这里），1775号是布鲁金斯学会，1750号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……其他诸如传统基金会、卡托研究所、阿斯彭研究所等顶级智库也均坐落于这条街。
智库是美国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。在白宫各项政策正式出台的背后，提出预案、分析可行性、执行细节、结果预测等这些工作全由智库完成。同时，智库兼具储备人才、教育公众等职能。
“智库街”无疑是美国智库的领军者，它们能快速且频繁地与政策制定机构对话，同时帮助政府宣传新政策，收集学界与民间的声音向政府反馈，促进政策的优化升级。
据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了解，2016年美国大选前夕，华盛顿精英普遍认为希拉里当选总统的概率高达90%。有传闻称，当时希拉里当选后的政策调研和推行工作已经部署到“智库街”各大智囊，不少智库为此招揽人才。虽然最终是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，然而“智库街”在美国政界扮演的角色可见一斑。
“智库街”犹如一个大舞台，各类交流活动轮番上演。平日里，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订阅了几家美国智库的新闻邮件，每天都能收到数十封关于活动预告、讲座简报、出版物介绍等相关内容的邮件。走访“智库街”之前，记者常常想，这里当真有这么多活动吗？走进马萨诸塞大道214号的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电梯间，记者一下傻了眼。电梯正中间贴了一张一米多长的日程表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当天的活动安排。从早上8时30分到下午6时，足足有18场交流活动，包括接受中国媒体采访以及主题为“中国崛起与印太平衡”的讨论会。
早在十多年前，“智库街”就掀起过一股“中国浪潮”，各个智库纷纷开设中国问题研究项目。这些年，“智库街”的中国研究日渐成熟，课题覆盖范围广，领域划分细致，讨论深入，特别是加大了对中国军事领域的研究力度。
相比于以前的“闷头苦干”，“智库街”如今更注重与中国学者、媒体人交流互动。“一个显著变化是，‘智库街’附近的中餐馆多了，中国人也多了。”一名华盛顿居民对记者说，他们有的是在智库工作实习的中国留学生，有的是中国高校的访问学者，有的是受邀访美的学术交流团体成员。
“旋转门”
“电梯门打开之前，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是谁。”不止一位供职于“智库街”的学者这样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。在美国政界和学界之间有一扇“旋转门”，政客和学者的职位轮番转换，形成了美国特有的政治生态。
美国政府历来有从智库吸纳人才的传统，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·哈西特来自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，奥巴马政府组阁时曾从布鲁金斯学会带走包括首席亚洲顾问杰弗里·贝德在内的数十位专家学者。
美国政府换届之际也总会有一批前任政府官员“暂别舞台”入职智库，比如杰弗里·贝德卸任后又重回布鲁金斯学会。他们中有些人潜心研究学问，有的则等待时机重返“高光时刻”。现任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曾任小布什政府的劳工部长，后在传统基金会担任杰出学者，现在重返政坛。
美国智库既是人才储备库，又是政府高官的缓冲地带。这里有一批兼具政府工作经验与丰富人脉的研究员，他们能很好地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。这也解释了为何智库与政府内部能够构筑通畅的交流渠道。
“独立性”
伍德罗·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位于“智库街”南侧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。透过办公室窗口，刚好可以俯瞰罗纳德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。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曾是五角大楼资深官员，他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时称，该中心重视跨学科研究，近两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《全球智库指数报告》中的地域研究领域均位列第一。
威尔逊中心于1968年在美国国会支持下成立。该中心拥有独立的理事会，但理事成员由美国总统和美国联邦政府官员任命，这与美国其他智库非常不同。邓志强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，该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国会拨款、基金会、企业和个人捐赠。国会拨款数额每年不同，2018年得到1200万美元的财政支持，占全年预算的1/3。
邓志强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：“我们和白宫、国务院、五角大楼、财政部等政府机构的官员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都有很多接触，以保证举办的活动和研究的内容是他们感兴趣的。我们尽量做到无党派限制，提供自由、安全的空间。”
与威尔逊中心不同，为保证“独立性”，多数美国智库严格控制接受美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资助。“我们的运营资金百分之百来源于个人。”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·洛曼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。该基金会有50万成员，每人每年捐赠从25美元至300万美元不等的数额，总额约8000万美元。这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资金来源基本类似。该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史剑道告诉记者，他们每年预算大概4000万美元，其中70%的资金来自约1200个人。
美国智库的收入千差万别，诸如布鲁金斯学会、美国传统基金会等影响力较大的智库较容易得到捐助者青睐，其他不知名智库则需花大力气募集款项。
“隐形之手”
美国国务院一名资深官员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，美国智库进行独立自主的研究，他们的研究角度不同，关注的课题不同，表达的意见五花八门。这些声音汇总起来可以帮助美国政府更深入、全面地理解中国，但很难说某个智库起到主导作用，也不可能最终影响政府决策。
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“独立性”“非营利性”和“无党派”是各个智库标榜的特点，但基于复杂的现实情况，智库、财团和政府往往相互作用，密不可分。美国智库所谓的“独立性”只是相对而言，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如同“隐形之手”，决定了智库的研究领域和发展方向。
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10月发表的中国政策演讲将哈德逊研究所再次推进公众视野。政府高官作政策演讲为什么不在白宫而在哈德逊研究所？美国彭博社在一篇报道中提到，因为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是特朗普口中的“首席中国问题专家”。特朗普在一场记者会上曾公开提及白邦瑞于2015年出版的《百年马拉松：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》一书。
哈德逊研究所是美国著名保守派智库，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一直以来是其重点研究领域。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见到73岁的白邦瑞时，他笑呵呵地用中文打招呼，看上去精神状态不错。白邦瑞服务于从尼克松到奥巴马的历届政府，曾担任国防部高级官员。在长达数十年的对华问题研究中，他对中国的猜忌与日俱增，被外界认为是对华鹰派。但他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时，坚称自己是“一半鹰派，一半鸽派”。作为特朗普口中研究中国问题的“头牌”，白邦瑞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政府决策？对于《环球时报》记者的提问，白邦瑞给出否定答案，称他并不具有影响特朗普政府的能力。
不过，史剑道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时提到了特朗普对白邦瑞工作的认可。他说，白邦瑞在中国问题上的观点总是变来变去，这和特朗普如出一辙，“出于政治原因，特朗普需要简单的观点，而白邦瑞可以提供给他”。
史剑道认为，他自己的研究对特朗普丝毫不起作用，对一些资深白宫官员能产生影响。史剑道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，他曾当面向特朗普提出，应该聚焦于解决和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，否则两国都将为此付出代价。当时特朗普没说话，第二天白宫高级顾问告诉史剑道，“总统同意你的观点，他决定立刻增加关税”。“这可不是我的意思！”史剑道说，特朗普无法理解他的想法。
毫无疑问，华盛顿智库会加大对中国的研究力度，可最终走向如何还得取决于背后那只“隐形的大手”。
责任编辑：张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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